史料的敘事方式

從這條史料的敘事方式上來看,此事系出自武則天本人晚年時的自述,由于自述史料的局限性,其可信度往往就會大打折扣。盡管從表面上來看,由口述者本人自述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事件,其可信度應該是較高的,但是由于歷史敘事的結構本身是非常復雜的,所以由口述者本人講述的歷史的真實性才更應該引起史家的高度警惕。

有人就認為:“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會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口述歷史既包含著真實內容,也有想象成分,不僅難以完全還原客觀的歷史,而且還摻雜有口述者的主觀成分。正因為歷史記憶具有‘不可信性’,故口述歷史的真實性不斷遭到質疑。” 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海登·懷特(Hyden White)也認為:“歷史敘事是復雜的結構,經驗世界以兩種模式存在:一個編碼為‘真實’,另一個在敘事過程中被揭示為‘虛幻’。歷史學家把不同的事件組合成事件發(fā)展的開頭、中間和結尾,這并不是‘實在’或‘真實’,歷史學家也并不是僅僅由始至終地記錄了‘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而是重新描寫事件系列,解構最初語言模式中編碼的結構,以便在結尾時把事件在另一模式中重新編碼?！?所以他反復強調:“所有的歷史敘事中都存有虛構成分” ，因為“所有歷史敘述多少都有些‘文學性’” 。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史籍非常注重史文之美,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就提出:“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清代史學家章學誠也認為,摛文敘事是史家必備之才,“非才無以善其文” ，“良史莫不工文”。自《左傳》《史記》以來,追求敘事之工,講究文采,一直是史家不斷追求之史筆。司馬光是北宋時期的散文名家,他在修《通鑒》時非常注重語言敘事之美。有論者就指出:“《資治通鑒》在敘事、寫人方面具有鮮明的文學特征:運用多種敘述手法,以情節(jié)演繹歷史;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事為主,結合運用限知視角敘事;‘遙體人情,懸想事勢’,敘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虛構成分;運用多種表現(xiàn)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歷史人物形象?！顿Y治通鑒》的這些文學表現(xiàn)手法是明清歷史演義小說的藝術源泉。”對比《通鑒》與新、舊《唐書》的記載可以看出,《通鑒》對歷史記載的描寫更加具有文學色彩,而武則天馴獅子驄就是這樣一個文學化特征非常鮮明的敘事。

（圖片來源于作者原文稿）

司馬光以吉頊遭貶事,運用了倒敘、補敘、插敘等多種敘述手法,帶出了吉頊因受到武則天重用,與武懿宗爭功,居然鄙視諸武,引起武則天的不滿而遭訓斥;他日,武則天又借吉頊奏事時援古引今而大發(fā)雷霆,自述在唐太宗時馴獅子驄事而怒責吉頊,將其貶官,可以說將吉頊遭貶事件的來龍去脈,從頭至尾比較完整地進行了敘述。

從司馬光敘述整個事件的全過程來看,語言極其生動,人物個性鮮明,把吉頊受到重用時的自負、爭功時的飛揚跋扈、奏事時的洋洋自得,與武懿宗的猥瑣退縮形象,形成鮮明的對照,尤其是將武則天怒斥吉頊時的聲色俱厲與吉頊遭到訓斥時一下子又變得惶恐流汗、跪地求生的情節(jié),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人如同身臨其境、如聞其聲。這樣的敘事手法極大地提升了《通鑒》的文學色彩,相比之下,新、舊《唐書》對該事件的描寫則要流于平淡無奇,甚至顯得枯燥乏味得多。

（圖片來源于作者原文稿）

但也正因為如此,《通鑒》所記載的這段武則天“自述”的真實性才更加令人懷疑。為什么如此情節(jié)生動的“史事”,除《通鑒》外,卻不見于正史新、舊《唐書》和其他史籍? 難道他書的編纂者都沒有注意到此事? 抑或像歐陽修那樣,只是出于一種“文省于事”的無心刪除之舉,還是史家對這段史料的真實性有所懷疑而有意去之? 如果武則天自述馴獅子驄事是真實的歷史,為什么在同時代的各種公私史記雜纂中都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令人頗為費解的。（來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王永平）

責編：杜鵬飛

編輯：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