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法實踐中對罪錯未成年人的矯治、預防存在法律規(guī)定的矯治方法效果不佳、矯治教育的社會幫教力量薄弱、專門學校教育難發(fā)揮等問題，檢察機關作為唯一全程參與司法保護的司法機關，有條件也有必要去推進建章立制，推動社會力量加入，搭建預防矯治體系，讓未成年人嚴重不良行為矯治工作取得實效。

關鍵詞：罪錯未成年人 嚴重不良行為 分級矯治 專門學校

一、罪錯未成年人現狀分析

(一)未成年人涉罪錯情況

1.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趨勢。2021年-2023 年，D縣檢察院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 人、14 人、22人；受理審查起訴12 人、16、23人。

2.實施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數激增。據D縣公安局統計2021年-2023年實施盜竊超市、沿街市煙酒現金、拉車門盜竊車內財物、偷開 (騎)機動車等嚴重不良行為16歲以下的未成年分別為21人、38人、50人，而這一數字到2024年5月份總數已達128人。

3.輟學后走上罪錯道路的人數較多。涉罪錯未成年人中非在校生占比約59%，年齡段集中在 14-16 歲。

4.犯罪類型比較集中。D縣2021-2023年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居前三位的分別是盜竊罪、強奸罪、故意傷害罪，其中盜竊罪占比達48%，而未成年人實施的嚴重不良行為88%為盜竊公私財物、10%為賣淫、2%為結伙斗毆。

（二）公、檢對罪錯未成年人矯治現狀

1.已達刑事責任年齡涉罪未成年人幫教措施缺乏

拿D縣來說，2020 年至 2023年，不批準逮捕未成年人 32人，做出附條件不起訴的19人，不起訴的14人。這些未成年大部分已經脫離父母、學校監(jiān)管，檢察機關對其采取非羈押、非刑罰措施后，普遍存在“家長管不住、學校管不了”的情形。而大部分司法機關的幫教也停留在制發(fā)千篇一律的家庭教育指導令、督促監(jiān)護令、幫教考察協議的紙質層面，也不去跟蹤監(jiān)督效果。

2.對實施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無有效的教育矯治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guī)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2021年以來，D縣城區(qū)發(fā)生多起拉車門盜竊案件，其中涉及到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有百余人，公安機關對犯案后抓獲到案的未成年只能進行訓誡，讓家長嚴加管教，做出行政處罰決定（無法執(zhí)行），無系統有效的教育矯治辦法。

二、罪錯未成年人教育矯治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矯治教育面臨社會幫教力量薄弱的現實困境

雖然《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條明確規(guī)定了針對存在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所適用的九種矯治教育措施，但在實際應用中仍面臨諸多挑戰(zhàn)與問題。一是部分矯治措施雖易實施但效果不佳。例如，訓誡、責令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以及責令具結悔過等矯治教育措施，由于并不具備強制性懲戒性較弱，相關部門雖可準確適用，卻難以對此類罪錯未成年人，尤其是已觸犯刑事規(guī)范但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罪錯未成年人形成威懾效果。二是部分矯治措施因缺乏后續(xù)監(jiān)督機制而難以實施或適用。如責令定期報告活動情況，具體實施中涉及報告主體、接收對象、報告內容、報告方式以及不報告的后果等問題均不明確。同樣，責令遵守特定的行為規(guī)范，禁止實施特定行為、接觸特定人員或進入特定場所等措施，也面臨著監(jiān)督實施及違規(guī)后果不明確的問題^[1]。三是社會力量參與不足也制約了部分矯治措施的落實。例如，責令接受心理輔導、行為矯治，參加社會服務活動，接受社會觀護等措施，均需要依托專業(yè)的社會組織和機構在適當的場所進行。然而，目前我國在社會幫教工作方面尚未制定明確的政策規(guī)定，主管部門不明確，幫教組織、人員、對象、期限等方面也缺乏規(guī)范，物力財力保障不足。大部分地區(qū)專業(yè)社工資源貧乏，社會幫教多依賴于志愿者的參與，隊伍不穩(wěn)定，且矯治教育涉及心理學、教育學等專業(yè)知識，現有幫教人員難以取得理想的矯治效果，社會幫教的專業(yè)化和社會化水平亟待提升。

1. 參見王道元、唐 顗、孫任嬙：《制度建構與完善：未成年人嚴重不良行為的矯治》，載《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4年第 2 期。

（二）“嚴加管教”的實施中，家庭管教能力欠缺成為制約因素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guī)定對公安機關可以責令有不良行為的未成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jiān)護人消除或者減輕違法后果，采取措施嚴加管教，公安機關可以采取訓誡、責令賠禮道歉等矯治教育措施，對于家長管教無效的，可以申請進入專門學校接受專門教育。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實施嚴重不良行為的孩子往往都存在家庭教育的缺失或不當的問題。這些孩子可能來自單親家庭或留守兒童家庭，“嚴加管教”在具體實施時又缺乏明確細致的指導。即便家長們有意愿加強管教，也往往感到困惑，不知應如何下手。二是公安機關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會調查流于形式，不對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做評估，更不會對監(jiān)護人的管教能力、管教效果做評估，對不適合適用嚴加管教的未成年人作出責令嚴加管教的決定容易導致“一放了之”，并不能起到矯治的效果，還有放任其繼續(xù)實施嚴重不良行為甚至犯罪行為的風險。

對于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在作出不捕、不訴（含附條件不起訴）時，對監(jiān)護有失或者教育方法不當的也只是通過督促監(jiān)護令、家庭教育指導令去督促、引導家長正確履行監(jiān)護職責。但一是針對性不強，只是在案件辦理過程中，通過與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長的接觸了解其家庭情況，不夠全面具體，提出的建議往往也具有片面性；二是可操作性不高，涉案孩子的很多家長文化程度較低，對于文書中提到的方法也不甚了解，更不知如何去實施，檢察機關也沒有跟蹤監(jiān)督，督促監(jiān)護令和家庭教育指導令往往成為流于形式的一紙文書。

（三）專門學校教育的作用難發(fā)揮

新形勢下，專門教育制度被視為預防罪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線”，承載著社會的期望與責任。^[2]然而，在專門性立法框架的完善、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的建立健全以及專門學校的優(yōu)化發(fā)展等方面，該制度仍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與不足。這些不足導致制度執(zhí)行過程中存在混亂現象，未能有效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

雖然《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guī)定對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專門學校，但無強制性，目前專門學校在招生上大多采取的是“三同意”原則，即家長同意、學校同意、學生同意，只要其中一方不同意，即使學生問題再嚴重，也無法將其送入專門學校。而另一方面由于專門學校的特殊性質，其本身在建設、運行上就受到諸多約束，面臨招生難的困境，導致多所專門學校開始面向社會招生，以某“生路”，而該被送往專門學校矯治教育的未成年人卻因當地無專門學?；蚴菦]有達到“三同意”等因素無法接受專門教育矯治，混跡于社會“自生自滅”。而就算是根據《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第47條規(guī)定專門學校應當對未成年人分級分類進行教育和矯治有幸進入專門學校。但實踐中師資有限、生源不足，很難對學生進行分類管理，不同類型的學生混合在一起，容易造成負面影響的“交叉感染”，影響專門矯治教育的效果。

2.參見陸靜，《未成年人專門教育制度完善研究》 ，載自《智慧法治》 集刊2023年第3卷——推進教育數字化的法治保障研究文集 》

三、以檢察機關為視角完善罪錯未成年人教育矯治制度的路徑

（一）推動社會力量加入未成年人幫教、矯治工作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工作的意見》要求“強化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完善專業(yè)化與社會化相結合的保護體系”。社會力量在未成年人保護和幫教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調查、心理疏導與測評、社會觀護、被害人救助等未成年人特別程序和特殊制度的落實涉及面廣、專業(yè)性強，需要建立多部門合作及司法借助社會力量的長效機制，實現對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無縫銜接^[3]。加強社會力量在幫教矯治未成年方面的作用需政府、社會組織、學校、家庭等協同努力，這就需要一個社會組織站出來，做一個標準和樣板，以督促、幫助專業(yè)機構，并與他們共同建設。檢察機關作為唯一全程參與司法保護的司法機關，有條件也有必要去做這個推動者。具體而言，可以做以下工作：1.加強政策引導與立法保障：推動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明確社會力量在罪錯未成年人幫教矯治中的角色和職責，推動通過政府采購、辦案經費等方式，為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提供穩(wěn)定的經費保障支持，確保司法社工參與罪錯未成年人幫教、預防工作的持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2.推動建立多方協作機制：積極爭取黨委、政府支持，推動建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協調機制，建立定期通報、考核評價等工作機制，構建黨委領導、部門協同、社會參與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格局。對有關部門怠于履職，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依法通過檢察建議、公益訴訟等方式開展法律監(jiān)督。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司法）社會服務中心建設，可通過設置法治教育體驗區(qū)、心理疏導治療區(qū)、個案服務室、特色幫教區(qū)、信息指揮中心、家庭教育指導室等綜合功能區(qū)，建立線上線下共享信息平臺等方式為轄區(qū)未成年人提供熱線求助、個案咨詢、線索受理、分流轉介、應急服務、法律援助等綜合服務，筆者所在的D縣將中心設立在綜治中心，借力綜治中心橫向鏈接公安、法院、婦聯、團縣委、關工委及各類公共服務資源和社會公益服務資源，縱向鏈接各鄉(xiāng)鎮(zhèn)、村委，實現資源有效統籌和線索及時轉介，促進社會支持資源集約高效、共建共享。3.提升社會力量專業(yè)能力：針對幫教矯治工作的特點和需求，參與對社會力量從業(yè)人員的培訓和教育，提升專業(yè)能力和素質。同時，鼓勵社會力量開展相關研究和創(chuàng)新實踐，探索更加有效的幫教矯治方法和模式。4.加強宣傳與輿論引導：通過媒體宣傳、社會活動等方式，加強社會對未成年人幫教矯治工作的認識和關注。倡導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良好氛圍。5.建立評估與監(jiān)督機制：定期對社會力量參與幫教矯治工作進行評估和監(jiān)督，確保工作質量和效果。同時，建立激勵機制，對表現突出的社會組織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激發(fā)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力。

3.參見缐杰，《堅持預防為主提前干預搭建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隔離帶”》，載自《人民檢察》2024年第2期

（二）積極探索大數據賦能未成年人犯罪預防

強化數據賦能，加強大數據技術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應用，利用大數據技術的優(yōu)勢，對罪錯行為進行科學、精準的分類和評估，從而為實現更有效的罪錯矯正和預防提供支持。推動黨委、政府成立罪錯未成年人分級矯治工作領導小組和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局、教委、團委等部門共同參與，打破信息壁壘，形成罪錯未成年人大數據庫。開發(fā)大數據平臺，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的罪錯行為數據，包括犯罪類型、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等多方面的信息，為罪錯分級提供科學依據。數據平臺對罪錯行為進行自動分類和評估分級后，制定差異化的矯正和預防策略，從而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化效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工力量不足不專的問題。同時，大數據技術的應用還能夠提高矯正和預防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強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和支持。

（三）著力推動專門學校建設發(fā)揮實效

專門教育是我國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專門學校是開展專門教育的重要場所。首先檢察機關要推動所在縣（區(qū)）或者市建設專門學校，解決無?？扇サ木骄?。檢察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中，應當通過向當地黨委、政府、教育部門提出建議，商請決策機關和部門加快當地專門學校建設，建議將專門學校列入各市教育工作的整體規(guī)劃，給予通盤考慮。同時進行監(jiān)督，確保專門學校的設立、運營和管理符合相關法律法規(guī)和教育政策的要求。其次，充分履行檢察職能，通過推進建章立制搭建預防矯治體系。積極探索建立檢察機關與專門學校的工作銜接機制、效果評價機制，共同研究專門學校入學程序，會同并監(jiān)督有關部門對專門教育效果適時開展綜合評估。設置專門學校強制性入學程序，完善專門學校轉送機制，明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有權直接轉送、原所在學校提請教育行政部門決定轉送、父母或其他監(jiān)護人申請轉送等轉送方式^[4]。檢察機關應結合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理念，運用大數據分析的結果，根據罪錯未成年產生嚴重不良行為或涉罪行為的原因及個性特征，確定是否將其送入專門學校接受教育，并與教育部門、學校管理者、教師等各方合作，共同探索適合專門學校學生的教育模式和教學方法，并對專門教育效果進行跟蹤監(jiān)督。對具有嚴重不良行為或涉罪未成年人的移送和后續(xù)跟進過程要充分保障該類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權，在學校運行允許的條件和范圍內落實該類未成年人去標簽化措施，打消其他家長的顧慮與擔憂。

4.參見杜宣、畢寶琦《檢察機關與專門學校罪錯未成年人矯治合作機制的構建》，載自《中國檢察官》2021年第16期

（四）加強法治教育，推動標本兼治

教育是最好的預防。缺少法治意識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推動法治教育實職化。持續(xù)落實最高檢、教育部《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規(guī)定》。法治副校長不僅要不斷強化能力水平，結合社會熱點、學生特點和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開展法治宣傳教育，開發(fā)針對不同主題、不同主體、不同年齡段的具有檢察特色的課件，還要參與校園安全建設，協助學校開展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減少學生違法犯罪。另一方面聯合專業(yè)的社會力量共同開展法治教育，實1+1>2的效果。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講師等專業(yè)力量，充分借助網格力量，幫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圩印?，搭建“校園+未成年人保護基地+社會專業(yè)力量”等平臺網絡，構建學校教育、法治教育、社會協同教育等多位一體的未成年“大普法”格局，以檢察能動履職促進司法保護走深走實，進一步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水平。（作者：定邊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喬燕妮）

責編：張穎

編輯：劉凡